清代的康熙皇帝曾经写过一篇《卜筮说》的文章。大意说：对于卜筮，古代与现代有所差异，卜筮之法能否行得通，是需要辩论明白的问题。为什么呢？现今的时代并非古老的时代，现今的人并非古代的人。《洪范》说“选择建立卜筮的人，从而由他操作卜筮”，这大概是古时候学习卜筮的人能读到相关的书籍，精通相关的方法。但是现在，那样的书籍又在哪里呢，那样的方法又是如何述说的呢？所谓选择，必须要选择那些聪明通达，能够适从而不糊涂的人，让这样的人从事卜事，才能显现出龟的灵性和蓍的神奇，然后方能通天地、惬鬼神、定吉凶。现今之世，还能得到那样的人才和取得那样神奇的效果吗？比如汉代的京房、唐代的李淳风、宋代的邵雍、明代的刘基，或者与他们相类似的人，都是间隔一个时代才出现的，并且当今没有灵龟与神蓍，又怎么能进行卜筮呢？更何况说“三个人占，就听从二个人的结论”，这本身就说明其中是有疑惑的。用有疑惑的结论去解决现有的疑惑，根本就是不准确的。虽然我不敢说古圣人卜筮之说没有用处，但是就现今没有精通卜筮的人才和通达神明的卜筮用具而言，就可以明确表白：不必提倡卜筮的事了。况且虞舜对大禹说“卜不习吉”，从而知道在古时就早已有不用的先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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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不习吉”出于《尚书·大禹谟》，“习”是因袭、重叠的意思。的确，康熙皇帝所说并不是无根之谈。王充《论衡》里说了一个孔子和子贡就同一占卦结果而有不同推断结论的故事：鲁国要攻打越国，子贡占得鼎卦，爻辞说“鼎折足”，于是子贡说不吉，这是因为行军打仗要用足。而孔子也占得“鼎折足”，却说吉，其理由是：越国的地方多水，是乘船前往，可以不用足。结果是鲁胜越。这个故事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古人用《周易》占筮，既用蓍草成卦又用卦爻辞占断，而清代以来，卜筮者多用铜钱成卦而且根本不用《周易》里的卦爻辞占断；一是即使得到同一卦象和同样的卦爻辞，其占断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所谓“周易预测”的结果符合或然率，孔子尚且说自己“百占而七十当”。今天任何“周易预测大师”都不敢说自己“百占百当”，这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