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八年(1858)十月，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在安徽庐州三河与太平天军交战中阵亡。曾国藩得到消息后，“悲恸填膺，减食数日”(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101)。曾国华虽然过继给叔父，两人终究还是同胞兄弟，感情并不因此而稍减，曾国藩闻听凶讯时的悲愤心情可想而知。更不幸的是，过了三个多月才找到一具无头的尸体，只能权当是曾国华的。经过这次心灵上的刺激，曾国藩对风水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此前丁忧期间，虽然一直希望为祖父母、父母另择吉城，而且请了许多风水先生，跑了不少地方，但那时的心态并不急切，没有找到理想的地点之前，不轻易改葬，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自己官运亨通毕竟多少与祖母坟地风水还有些联系。这次则有所不同，他开始怀疑曾国华阵亡可能与父母坟地的风水有关，因而强调要尽快改葬二亲：“如温弟(曾国华字温甫)之变果与二坟相关，则改葬可以禳凶而迪吉；若温弟事不与二坟相关，亦宜改葬，以符温弟生平之议论，以慰渠九泉之孝思。”(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建昌营中与诸弟书，中卷，282)不仅如此，他还对当年没有仔细为父亲寻求理想“阴宅”而懊悔：“自温弟遭难后，余常以(咸丰)七年择地不慎为悔，故此时求改葬之意，尤形迫切。”(咸丰九年二月廿三日与诸弟书，中卷，299)[Page]
　　曾国藩向来以老庄之道为修身之本，经过这次变故，他回顾了家族30多年来的历史，“吾家自道光元年(1821)即处顺境，历三十余年均极平安。自咸丰年来，每遇得意之时，即有失意之事相随而至：壬子(1852)科，余典试江西，请假归省，即闻先太夫人之讣；甲寅(1854)冬，余克武汉田家镇，声名鼎盛，腊月二十五甫奉黄马褂之赏，是夜即大败，衣服、文卷荡然无存；六年(1856)之冬、七年之春，兄弟三人督师于外，瑞州(治所在今江西高安)合围之时，气象甚好，旋即遭先大夫之丧；今年(1858)九弟克复吉安，誉望极隆，十月初七接到知府道衔谕旨，初十即有温弟三河之变。”(咸丰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与诸弟书，中卷，287)正所谓“福兮祸之所伏”。此时的他虽然仍未放弃改葬祖父母和父母的想法，但是，求平稳的念头已经重于追求富贵功名：“人力所能谋，只能求免水、蚁、凶煞三事，断不能求富贵利达。明此理，绝此念，然后能寻平稳之地。不明此理，不绝此念，则并平稳者亦不可得。”(咸丰九年正月十三日与诸弟书，中卷，292)“须将求富求贵之念消除净尽，但求免水蚁以安先灵，免凶煞以安后嗣而已……以吾所见所闻，凡已发之家，未有寻得大地者。沅弟(曾国荃字沅甫)主持此事，务望将此意拿得稳，把得定，至要至要！”(咸丰九年二月初三日与诸弟书，中卷，295)不仅如此，曾国藩还对风水及其他迷信活动进行批评。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闻听弟弟曾国潢(字澄侯)迷信活动后，写信回去，语气颇为严厉地批评了他：“吾祖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记忆。今我辈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绍家风。今年白玉堂做道场一次，大夫第做道场二次，此外祷祀之事，闻亦常有，是不信僧巫一节，已失家风矣。买地至数千金之多，是不信地仙一节，又与家风相背……地仙僧巫二者，弟向来不甚深信，近日亦不免为习俗所移，以后尚祈卓识坚定，略存祖父家风为要。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见有一家不败者乎？”(咸丰十年十二月廿四日与澄弟书，中卷，412)曾国藩对风水已经转而持批评态度了。[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