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里，道本源于天，其反映于人类社会，是礼，反映于个体，就是德。“德”在殷商卜辞之中从未出现，是周人的独创，“德”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史上具里程碑意义的事，它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建构，文化形象的塑造，都具有奠基和骨架的作用。由于先秦时期，对于人性的认识，有“性善”和“性恶”两种不同的意见，因此，对“德”也有区别：体现天道自然的德，称善德、美德，如尧舜周孔之德；反之，与天道相悖离的德，称凶德、恶德，如桀纣之德。但到宋代时，孟子“内圣”之学性善之说，独重一时，于是对德的界定出现明显的倾向，只能体现天道自然的，才被称为德，德也就成了美德的代称。

　　宋儒训“德”为“得”，意即指德是天道自然为君子得之于心，所以德往往跟“性”连用，称为“德性”。又由于“德”是指内心的感受，而其对象，又非具象之物，而是“道”，因此，“德”也跟着“道”染上了形而上的色彩，似乎有某种先验的成份在，所以又跟“天”连用，称为“天德”。“德”与心性密切相关，也就跟儒学“仁”的核心取得了联系：德是道作用于个体内心的感受，由外入内；仁则萌生于个体内心外同于道，二者结合而为“仁德”，表达着主体与客体的完全吻合，是一种至高的精神境界，是“君子”人格的全体显现。在儒学取得官方学术的地位之后，“仁”也被看成是统治者必须具备的品德，因此，“仁德”也就被解释为统治者完整体现天意民情所散发出的个人魅力。

　　由于德是个体对道的获取，因此，它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个体修养的高低。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将一切都纳入到礼法制度之中，因此，德在后来也就成为个体是否背离群体意志的重要参考指标，只有与封建礼法一致的言行，才会被视为有“德”，否则只重个体的言行，则往往被视为与天道自然相违背，并因而被批评为不“德”。因此，封建的“德”作为个体修养，也无可避免地涂上了封建礼教的色彩，成为扼杀个性的工具，有的甚至直接转化为封建礼法的一部分，如束缚古代妇女的“三从四德”，就是封建礼教强加给古代妇女身上的绳索，是必须批评和抛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