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东西方文化的对话得出新的结论而有所发展。例如，安乐哲与郝大维认为他们所强调的儒家民主主义就是杜威和孔子对话的产物：孔子和杜威都强调“人是具体环境下的人”，而不接受完全无约束的自由主义的个人概念。杜威认为，仅仅追求“绝对独立自由的自我”并没有给美国带来什么好处，事实上已经阻碍着美国社会的进步。斯蒂芬·显克曼的《赛琳和圣贤：古代希腊与中国的知识与智慧》和《古代中国与希腊：通过比较而思》、让·弗郎索瓦·勒维尔的《和尚与哲学家：佛教与西方思想的对话》、舒马赫的《小的是美好的》等，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

　　探讨”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意义。我们知道，西方哲学长期存在着“天人二分”的传统，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就说：笛卡尔的哲学完成了或者说接近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过基督教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和物质两者平行而且彼此独立，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外一个。然而，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认为，研究“天”（天道）不能不牵涉“人”（人道）；研究“人”也不能不牵涉“天”。因此，当代西方“过程哲学”对二元思维方式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是受到中国“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影响。他们认为，应把环境、资源、人类视为自然构成中密切相联的生命共同体，这将对解决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多角度研究《易经》。西方学者对我国儒家古老经典《周易》非常重视，不仅《周易》的英译本已有10余种，而且还有专门研究《周易》的著作。例如，美国学者约翰·希里格斯在其与英国学者合著的《混沌七鉴———来自易学的永恒智慧》一书中说：《易经》对我们特别有启示。混沌的科学思想源于研究人员对气象学、电路、湍流等复杂物理系统的研究。很明显，《易经》的作者和注疏者曾长期深入思考过自然界和人类活动中的秩序和无序间的关系，他们最终将这种关系称为“太极”。该书又说：欧洲、美国、中国的社会正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正如过去《易经》的作者和注疏者那样，此时此刻人们正试图洞察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寻求永恒变易中的稳定。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来自方方面面的思想和感知产生出巨大能量的时代。当代世界的社会状况类似于物理系统中的非平衡态。新的相对稳定和意外结构有时会突然产生。或许，当未来社会朝我们未曾指望的方向发展时，混沌科学会帮助我们理解所发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