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个问题，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

　　站在一些“有”派人士的立场上来看，一方面，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可以“提高民族自信心”──他们中有不少人总是有意无意地要将学术研究和“爱国主义”之类的非学术因素联系起来，试图使自己在论战中处于有利地位。另一方面，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还可以拓展他们的研究领域，或者使他们的某些活动更具学术色彩。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于《周易》、阴阳、五行、八卦、星占、炼丹、风水之类的方术怀有长盛不衰的热情，他们热切地希望为这些“东方的智慧”正名，要让这些东西进入科学殿堂。他们相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类的“风水轮流转”——相信欧美在科学技术方面引领风骚的年代就要过去了，“轮也该轮到中国了”。而“轮到”中国后中国靠什么去引领风骚呢？他们认为就是要靠《周易》、阴阳、五行、八卦、星占、炼丹、风水之类的方术。所以他们指望的是，论证了中国古代有科学，就会比较容易为这些方术“正名”。

　　最后我们回到《周易》的问题上来。《周易》体系，原是中国历代学者持续不断地参与建构的一个数字神秘主义体系。这个体系里当然有一些先民的哲学观、伦理观乃至自然观，在中国古代也确实产生过很大影响，但它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毫无关系。这本来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就像《花间集》、《西厢记》和现代科学毫无关系一样明显。

　　有些人总是喜欢谈论《周易》和二进制数学的关系，以此作为《周易》与科学有关的重要证据，另一些学者则非常认真地搞考据功夫，力图证明二进制数学并不是受了《周易》的启发才产生的。在我看来这些争论意义都不大。《周易》作为古代数字神秘主义体系，它恰好有符合二进制的地方，这并不能使它因此就具有“科学”的身价，甚至也不能使它因此就和科学联系起来。就像人们在鹦鹉螺的壳上发现有符合某种数学规律的曲线（自然界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并不能因此就说鹦鹉螺是“科学”，更不会说那些数学知识是受了鹦鹉螺的启发才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