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知道孔子行教是早年就开始了，并非老了之后。如果说孔子中年编六经和六纬只是在形式上合于易的话，可晚年就不同了。孔子“作《春秋》”时，是有强烈的冒天下之大韪的勇气和悲愤，《春秋》不能流传下来也是因为耳不顺，对时弊臧否太多。但在他对一生进行自述时就不同了，他说：“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孔子自述时已到晚年，正是孔子喜易之时，按他对时弊的认识，和他强行在天下推礼的态度，五十岁是不可能知天命的，六十岁更不可能“耳顺”的。这种对天命的认识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当时盛行的巫术，即敬鬼神，孔子也敬；另一个大概来自于易经。而“耳顺”完全是对世间万事万物有一种通融的态度，即不再固执了。至于“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更是对易经的深切认知和践行。
　　我们总以为“中庸”之道是孔子的发行，其实是易经的思想。老子的《道德经》中关于易经这一思想的发挥是以辩证的方式出现的，虽与中庸不同，但与中庸有同样的意蕴。在《道德经》中，诸如“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的句子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孔子说“过犹不及”其实也是这个道理。老子的哲学求静，而避难；孔子的哲学求动，而立行。看起来是背道而驰，实则道的不同方面而已。
　　现在我们有些人把老子的哲学称为“真理”，而把孔子的哲学却看得很低，其实是知其而不知其所以然。
　　柳诒徵认为：孔子“其于形而上之原理，与老子所见正等。《易》之神妙，正赖孔子发明。”《论语》称“子不语怪、力、乱、神”，而《易•系辞》却屡言神，如“阴阳不测之谓神”，“蓄之德圆而神”，“神以知来”，“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鼓之舞之以尽神”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