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的作者不可考，它的创制可追溯到远古传说中的伏羲和周文王的时代。如果说它在殷末周初已见雏形，那么它大概是三千年前的作品。应该说，它或对或错，对后世是不用负什么责任的，它的不明确性似乎也不是什么大缺点。问题在于《易经》的不明确性提供了后世对它的解释随心所欲的可能性。如天人合一，可以解释为人类应该与自然和谐发展，这是一个符合环保的理解；但也有人解释为认识世界可以不通过实践，而只需“内省体验”，从而走上左道傍门的异端。至于《易经》的原义如何，并不重要。算命先生对未来的预言总是相当含糊，正是这种含糊才使得一些人感觉预言的正确。《易经》后来按照道教的需要进行了全面的诠释，成为道教教义的组成部分，就更增加了其神秘性。现代科学要求明确性，要求实验证据。由于传统的思想方法与现代科学完全不同，而它自五四以来又被冷落了几十年，乍一接触反而觉得有一种新鲜感。这就使一些人误以为从中或者可以为科学找到一条新路，甚至想完全替换现代科学的目前的思路。这也是打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旗号的有些伪科学(所谓“人天科学”)所宣扬的东西。一些人踩入的误区，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拜达到了极致，把《易经》奉为后人不可逾越的终极真理，感叹它的博大精深，似乎包孕了五洲四海社会自然过去未来的最根本大义。一个民族被这种观念占据了统治地位，不管它的科学文化曾经多么辉煌，也注定地会走向衰落。这正是我们所看到的近代中国的命运。至于莱布尼兹和汤川秀树曾经从《易经》捕获过科学研究的灵感，并不能据此说明《易经》对科学研究应该具有指导地位，正如科学家有时也从文学、音乐和绘画中获得灵感一样，本质上属于一种触类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