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传统的东西最难改变”，一旦时机成熟，它总是能找到铁屋的裂缝。

　　上世纪80年代，另一个美国教授来到厦门近郊的“林村”，村支书叶文德带领他去参观叶家的祖坟，用风水的理论向美国教授解释自己几十年来的兴衰荣辱。美国教授是人类学家黄树民，黄树民以他和村支书对话的形式写了《林村的故事》。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传统力量的风水观念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是怎样的根深蒂固，从另一个方向看，也可以得出中国几十年来对民众的唯物主义教育并没有成功的结论。”陈进国说。他是福建人，金翼之家和林村的故事都发生在他的家乡。

　　当老一代的叶文德在其垂暮之年最终向风水服拜之时，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却轻而易举地把唯物论的教育放到一边，而把风水作为一种可以接受的理论和力量。

　　“请保护我的隐私。”沈雅(化名)临走之前对记者说。

　　隐私指的是她的姓名。这位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学生虽然毫不隐瞒自己对风水的兴趣和“一定程度上的相信”，但是她还是再一次告诫：“最好不要说，怕有麻烦。”

　　沈雅是与母亲一起来到崔成易佐的起名馆的。她觉得自己的名字太过普通，虽然她过去的生活都还顺畅，但她还是希望改一个“与众不同的、能带来好运的”名字。她说她相信这些。至于她自小所受的唯物论教育，“我是把它当成一个任务来学习的，书上是一回事，实际又是另一回事。”

　　而比她更小的中学生们，在更为宽松和多元的社会下，对于风水的接受则有了更多更容易的途径。今年年初，报纸上说，广州的中小学生为了考出好成绩，对于“校园风水”言听计从：坐在床上，把书放在叠起来的被子上复习、做题；把客厅里沙发上白色的抱枕拿到床上的一个角落放着；复习的时候一定要朝着南面。这些都有着风水上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