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礼义之邦，传统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其影响可以说渗入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时无刻不在。先秦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之始，就是要用周代的宗法制度，来约束当时礼崩乐坏人欲横流的世界，显然对于人的情感并未一味扼制，我们从孔子对《诗经》的评价，如“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思无邪”等话语中，不难看出其对情的中庸态度，这也是中国人情感追求中的含蓄、内敛的性格特征，一如《诗经•关雎》中所描述的水中佳人一样。汉代大一统的王朝采用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得儒学礼教的理想成为封建正统伦理道德的教条，于是礼对情的约束也就以合法的官方哲学的面貌在中国展开。“发乎情，止乎礼”，被定为每个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守的道德标准。否则就会被视为与礼法有冲突，就会受到谴责或者惩罚。先秦儒学将“情”与“礼”相对举，情的外延还相当广泛，概指一切思想情感，但宋儒明“天理”“人欲”之辨，情被界定为与人的本性相冲突的后天的欲望，于是“情”便与“欲”合而为一，进而被视作遮蔽性本之物而受到排斥，情与性的界线越来越明显，而与“欲”的差距却不断缩小，到明清理学家的脑子里，情几乎就是人欲的代名词了。
正统儒学卫道士们对“情”极尽打压之能事，但人毕竟是有思想情感的，正常的思想感情必然要表达出来，正常的情绪也必然会发泄，甚至情欲也必然会渲泄（这在西方哲学思想里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但在中国哲学思想里却绝不允许），因此，历朝历代都少不了那些“性情中人”勇敢地站出来，与封建卫道士作斗争，有人甚至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大言一个“情”字。特别是集中人类美好感情的爱情，更是这些“性情中人”关注的重中之重，他们以这一美好的感情，向封建卫道者宣战。明代戏剧作家汤显祖，通过《牡丹亭》一剧，把“情”字写得再透不过：至情真恋，竟至生者能死，死者能生，连生死大限都能为一“情”字所破，那还有什么能阻挡得了人间至情？这种对情的热情讴歌，在封建时代，可谓大胆。除此之外，明清时代还产生了大量的言情小说，其中所讲述的，几乎一无例外地都是男女主人公冲破封建礼教的牢笼，热烈大胆地追求自由和爱情，虽然结局有大团圆的喜剧，也有生离死别的悲剧，但男女主人公在精神上却一无例外地都获得了满足，取得了胜利。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明清时代，一方面有大量的贞洁牌枋和大批卫道之士，另一方面却又有着大量的言情小说（甚至充斥着黄色描写的小说如《金瓶梅》、《肉蒲团》等），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它似乎暗示给我们：越是禁欲的时代，越是会出现反叛的行为，有时甚至会出现走极端的行为。情毕竟是不可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