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务实的民族个性，跟我们这个农耕民族传统的思维定势和思维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百家争鸣”将议论的重点放在如何改造混乱的政治，各学派都表现出极高的政治热情，就是明显的例子。在先秦儒家、墨家的思想中，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儒学大师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对弟子提出死后如何的问题，避而不答，反问：连生都不知道，哪里还谈什么死！有着强烈的务实倾向。墨家更是身体力行，为了在道理上服人，他们往往亲临现场或亲自动手，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作出证明。墨子跟公输盘的攻守措施，以“模拟战”的方式代替了残酷的实战，最能体现这一点。
在哲学思想上，中国人很少去进行“纯哲学”意义上的思考，即使是魏晋玄学，也是跟名士们的切身体验密切相关，是从“实”中“体贴”出来的。因此，魏晋人的玄言中，感性的成份占很大的比重，“清谈”成为其主要特色。作为“玄”的另一载体——玄言诗——也多是通过山水物象来刺激、催发创作主体的玄思。这种“务实”的民族心态也就决定了魏晋人在“玄”的路上不可能走得很远，绝对不可能出现亚里士多德式的不以实用为目的系统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即便是现代新儒学的干将冯友兰，在深厚的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力欲放弃中国式的“务实”的哲学思维模式，但也只能停留在以黑格尔的“正”“反”“合”的模式来重新审视中国的文化传统。
另一“务实”的重要表现就在中国的宗教。最明显的例子，当然是中国的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几乎中国以外任何形式的宗教都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死后，放在来世，都主张以今世为“来世”的铺路石，唯独中国的道教关注的重心就在今生，就在现世。在其教仪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享受今生，如何长生不死，纵然是死，也想求个肉身，白日飞升。而且道教所设定的“彼岸世界”，说到底也只是现实世界的翻版，因此，神人可以沟通，一入深山老林，说不准就能遇上绝色的仙女，热情款待，缠绵留连，享受那种在现实生活中难以享受的人生。对于外来的佛教以及明清东渐的西方基督教，中国人都采用了以本土文化为主体的接纳、受容方式，绝对没有在思维方式的层面上沿袭和照搬。中国人创造性地改造佛教，就是将印度佛教的“心性本净”改造成为“心性本觉”，弃“渐修”而成“顿悟”。那怕是杀人如麻，只要放下屠刀，立地即可成佛。“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就是这种“务实” 的文化心态的突出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