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土重迁，意即安于故土，不轻易搬迁的意思。作为中华文化一种重要的特色，安土重迁体现出来的是黄土文明——农业文明——的特征。在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下，农业民族对土地的依赖远胜于游牧民族，上古时代黄河流域肥沃的土壤孕育了中华民族，也使中国人习惯于在故土从事周而复始的自产自销的农业经济，习惯于这种自然经济所带来的安宁与平静。“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既是农民自身的要求，也是统治者的需要——社会细胞的自我封闭和彼此独立，对于行外儒内法的统治者而言，无疑是上佳的统治状态。在安土重迁的文化心态下，形成的小农意识，一方面表现为胸无大志，老婆孩子热炕头，成为普通中国男人的最高人生理想追求。另一方面，就是对霸权的反对和反抗。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反对霸权，提倡王道。对于杀人盈野、盈城的战争，深恶痛绝，对于外族的入侵，也极为排斥。长城的修筑，从文化心态上讲，反映的正是这种不称霸、厌纷争的心理。秦汉以来，为了与周边少数民族少起边衅，统治者往往采用“和亲”的政策，通过与少数民族首领结亲的方式，达到消弥战祸的目的。汉代的王昭君入匈奴和亲，唐代的文成公主入藏，就是其中显著的例子。这当中，王昭君现象，是很能说明汉民族安土重迁的文化心态的：王昭君出塞和亲，达到了胡汉亲和的目的，满足了汉民族安土重迁的心理，但是，作为个体，王昭君却不得不抛弃安土重迁的观念，背井离乡，远入塞外漠北。对于王昭君的和亲，汉代时就已有怜其远嫁的歌咏，唐宋时代的大诗人如李白、杜甫、王维、杜牧、白居易、欧阳修、王安石、姜夔等，都有咏叹，从不同的角度，对昭君出塞发表意见，但总体倾向于对远别故土的王昭君的同情：“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等名句，无一不是对昭君充满同情。而在这同情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正是这些大诗人心中安土重迁的文化心态。
　　虽然后世文人墨客对昭君出塞见仁见智，但在王昭君的身上，确实表现出为了民族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成份，不管当时的她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由此也可看出，安土重迁，也是相对而言的。作为一个有着优秀文化传统的古国，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巨大，是不可估量的。虽然中华民族表现出安土重迁的文化特色，但是，在民族利益受到侵害之时，这个东方古老的民族共同体又会奋起反抗侵略及其暴行，不惜用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这正是这个古老的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