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单篇并行与汇聚成篇的问题要分清

　　过去的古书，汉代以前的，重家法不重撰人，凡著书未自立门户，卓然成一家之言的，则言必称师，书籍的传承也是以宗门为依归，只言家法，不著作者，其传抄常以单篇为主，后期整理，将一个宗门的著作汇集在一起，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头图书，现在流传下来的诸子之书，大部分是这种情况下汇集在一起的著作，其写作年代与作者都可能不是一个人，因此，其反映的思想与时代特征都可能有差异，这种情况，在后期数术学术的传承中，仍然存在，而且后期数术之学的汇集，常常将一些不是一类的数术放在一起，这样作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放在一起的数术种类有互补性，可以参照应用。还有一种是资料汇集的过程中，几种数术在变异中产生联系，从而在某一方面可以联合运用。这两种情况，在现今流传的数术传本中皆可见到，比如现今流传的梅花易数，其最普遍的传本全名为《新订邵康节先生观梅拆字数全书》，这本书，实际上是由历史上流传的三种单独并行的数术组合而成的，其一是以汉易象学为基础的“观梅占”，其二是数术传承中的“逢占”，即《三要灵应篇》等所代表的外应占法，其三是数术门类中的“测字术”。这三种数术的组合中，观梅占与逢占的组合是前论情况的第一种，即“梅花占”因缺少关键的钥匙口诀而致使准确率不足，从而以逢占补梅花之不足，从而形成了梅花易数中的三要灵应体系，而观梅占与测字术的组合则属于前论情况的第二种，即两种数术在变异过程中产生的共同之处可以使两种方法联合运用。

　　四、“依托撰人”问题

　　古代的数术书籍，常用“依托撰人”，这与中国古代的传统有关，中国古代的实用型书籍，大多追溯其发明与传统，而依托于某氏，如木匠的实用书籍叫《鲁班经》，式法常托名于黄帝与玄女，字书则名之为《仓颉》。这种传统，古人约定俗成，传的人心里清楚，学的人心里也清楚，实用类书籍的依托，后世的情况复杂一些，但大体不出其依归，所依托的人，必是与其技术有所关联或传承的，比如梅花易数托名于邵子，我们知道，邵子之学受之于李之才，之才之《易》受之于穆修。修受《易》于种放，放受之于陈博，其学术本质是道家的传承，其脉络大致可寻，其学术的传承与道家的秘传数术关联很大，易学学术，自东汉以后，易象之学尽失，郑康成初习京氏易，后弃去，改学费氏易，是因易象之学无师承则难通而费氏易以儒理言易，无师可通也，至于东汉王弼扫象，而易理之说盛行，亦在于易象师法之不行。但中国文化的传承，自古有隐显两个途径，学术的体系，千年间延续不绝，自有其家法脉络，易学的隐传体系即在于道家，邵子受学于之才，受道家易学传承，其学术体系是传承有自，并非空穴来风。及至于元代以后出现的《观梅数》术法，亦是此秘密传承的余绪。后人追述师法，以邵子名于《梅花易数》亦当有其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