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德载”的生态道德观与我国古代农业文明中丰富的“天人合一”思想资源是密不可分的。（我国夏朝时天文学就相当发达，有非常适宜农业生产的“夏历”即俗称农历问世，这正是用天文指导人事，具有丰富“天人合一”思想的有力证据。）这种体现着农业文明智慧的“天人合一”自然观在西周初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西周的创立者们提出了“天”这个概念，使“天人合一”的最初形态观念有了可以明确表达的方式。《周易》作为西周统治者们推广其敬天重德政治伦理的一本著作，第一次用适当的方式阐述了这种“天人合一”思想。《周易》古经《乾》卦九二爻辞和九五爻辞分别出现了这样的文字——“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两句皆是十分明显的“天人合一”思想的表述文字。《周易》古经文字中象这样的语句不胜枚举。可以说，整部《周易》古经六十四卦就是按照这种“天人合一”思想写成的。西周初期的先民们一方面看到了“敬天”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发现了凸显“重德之人”的主体地位亦相当重要，所以“敬天”与“重德”不能分开。只有发挥“重德”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敬天”“事天”，得到“天”的佑助；不是“重德之人”，“天”是不会给他带来好运的。《周易》古经《大有》上九爻用诗一样的语言表达了这种思想，即“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西周初期的先民们已经相当自觉地把人的命运与如何对待上天结合起来，认为只有从上天得到了佑助，出现“既雨既处”的自然景观，生产、生活才会吉祥而无所不利。所以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把我国古代先民这种敬天重德的“天人合一”自然观称为“有机的自然主义”（organic  naturalism）。他说：“对中国人来说，自然界并不是某种应该永远被意志和暴力所征服的具有敌意和邪恶的东西，而更像是一切生命体中最伟大的物体。”[2]（P338）我们说，正是“天”这个自然界，是“一切生命体中最伟大的物体”，所以西周初期的先民们才如此“敬天重德”。他们不但认为只有自己本身高尚的“德”（“载物”之德）才会得到“天”的佑助，而且认为“天”本身也是有至高无上的道德的“重德”之物，正是由于这个“德”字才把天人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即所谓“天人合德”观。这一点，《易传·乾文言》和《易传·系辞上传》的作者在讲解《周易》古经时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并为战国时期杰出的儒学思想家孟轲和荀况所明确揭示。[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