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张载解释说：“形而上者是指无形体者，形而下者是指有形体者”。可见，这是古人对物质世界二种存在形式的划分，是个伟大的科学概念。所谓道，实际上是指人们无法感知的自然场，它从根本上形成并控制“形而下者”（即“器”）的物质。所以老子曰“道者万物之奥”。正是由于“道”、“器”的主从关系和辩证统一经典理论的确立，才形成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我们熟知的西方文化（即现代科学）是一种实体论的认识方法，即注重从外部深入研究事物的空间位置、形态结构以及质量、能量、性质、内在规律等关系。而中国古代先哲向来对这些“细微末节”的深入钻研漠然视之，而是强调通过无限的运动方式及其相互作用来探讨事物的动态功能结构。

　　西方思维方式注重研究事物本身状态，以实验科学为基础，其特点是局部的、静态的，因此对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考虑较少。而东方思维方式则注重事物相互关系及其相对稳定性的发展过程，其特点是系统的、整体的、动态的。西方科学，注重科别分工的精细，而缺乏归纳、综合的研究方法。阿尔温·托夫勒在《科学和变化》中说：“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局部分解成尽可能小的一些部分。我们非常擅长此技，以致我们竟然忘记把这一些细部重新组装到一起。”当然，“这种解剖、分析的方法已使西方科学取得了许许多多令人赞叹的成就，例如物理学的基本粒子学科和西医学。……但什么是基本粒子，至今仍未找到。有兴趣的是，基本粒子皆有正反粒子，皆有运动能和结合能。也就是说，又回到中华传统文化所说的阴阳结构”（赵定理《东方时空与未来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