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河洛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核心文化。河洛文化与古代传说中的“河图洛书”关系密切。《周易·系辞上》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而内容又十分丰富的图案，凝结了古代先哲超凡的智慧。至汉代，一些经学家和思想家用“河图洛书”敷衍解说《周易》的八卦和《尚书·洪范》的五行，从而形成了“阴阳五行”学说。“河图洛书”作为中国儒家经典来源，蕴含着中国哲学最古老的原创思想，并由此生发出了许多中国古代哲学、医学、天文、历算以及兵、刑、道、法等的重要内容。产生于夏商、成熟于周、发达于汉魏唐宋、传承于其后历代的“河洛文化”，既包括以农耕经济为中心的物质文明，也包括由此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心理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河洛文化最突出、最鲜明的特点是它的正统性、源头性与传承不衰，同时它又是国都文化、政治文化，从而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河洛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大一统的形成和文明发展作了最早、最大、最积极、最卓越的贡献。

　　B.河洛汉人南播形成了客家民系

　　从汉代末年开始，由于战争、动乱和灾荒等原因，中原汉人不断大量向南方播迁。其中最有影响的有：西晋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和黄巢举义，北宋的“靖康之变”以及明末清初郑成功、康熙朝收复台湾。《晋书·王导传》从一个侧面记载了西晋末年景象：“洛京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安史之乱时逃到南方的人更多，除正史有大量记述外，连李白也在其诗中说：“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郑成功收复台湾时率部两万五千余人入台，施琅率军征台时进驻人员也超过了两万。郑成功、施琅均为光州固始(今河南固始)人，故其旧部很多也是光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