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展现清代易学余绪者尚有刘师培、马其昶、廖平等。他们的易学思想，在文化巨变中大都缺乏新意而为时代呼声所湮没。
　　不难看出，20世纪最初20年，易学思想的发展同《周易》变革哲学所能发挥的社会历史作用，极不相称。易学同其他经学一样，无可奈何地面临历史批判的命运，不可能创立新的易学体系、撰写重要学术著作，这是很自然的。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易学转轨之初步（1919－1949 ）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中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严峻挑战，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严厉批判，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的新文化，迅速普及。易学研究终于冲破经学藩篱，迈向新的历史时期。易学研究转轨，体现在四个方面。
　　人文易学脱颖而出。易学家们受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大胆抛弃封建时代“以传解经”的经学注疏传统，开始用西方近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周易》，令人耳目一新。当时的易学哲学大体分两支。
　　用近代西方哲学观点研究《周易》的，首推冯友兰及其《中国哲学史》（1930-1933），他以实证主义方法分析《周易》哲学，把易学哲学引进高等学府课堂，《周易》哲学令人刮目相看。朱谦之《周易哲学》（1923），用周易阴阳学说，论述宇宙生命的运动变化独具一格。吴康《周易大纲》（1938）、贾丰臻《易之哲学》（1941），都用《周易》原理及象数，论述宇宙运动的永恒性。揭示《周易》卦爻辞所反映的古代社会生活。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坚持西方学术观点，看重《周易》蕴涵的中国古代的宇宙论。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方法研究《周易》，“五四”以后成为新方向，实为以科学方法研《易》的拓荒期。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1927）、《周易之制作时代》（写于1935年），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周易》的开山之作，在学术界颇具影响。他最先揭示《周易》卦爻辞所反映的中国奴隶社会中渔猎、牧畜、商旅、耕种、工艺等方面的社会生活，确有振聋发聩之功。苏渊雷《周易会通》（1934）、金景芳《易通》（1941）亦相继以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分析《周易》哲学思想，弘扬传统文化思想精华。宣扬民主精神与社会革新思想。由于他们的努力，《周易》理论研究同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相适应，而展现其光辉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