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2O世纪中叶，易学沉寂三十年（1949－1979）
　　1949年新中国建立，社会经济基础及社会上层建筑，发生地覆天翻变革。思想文化战线面临空前艰巨的历史任务，一方面清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打扫家门以利新的文化建设；一方面逐步实现人们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转换，学习新思想新理论，建立新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在此形势下，对传统思想文化实行批判继承。推陈出新。易学研究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项批判继承任务，不可避免地出现裹足不前的困境。直到60年代初，才在学术界掀起关于《周易》的一次学术讨论。北京大学哲学系冯友兰教授。率先发表易学论文，《易传的哲学思想》（1960）、《易经的哲学思想》（1961）。接着任继愈、李镜池、李景春、高亨、繁星等纷纷响应，掀起了关于《周易》成书的年代。《周易》的性质，《周易》的哲学思想等学术讨论。1961年李景春发表了《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接着发表续篇（1963），高亨亦发表《周易杂论》（1962）、新版《周易古经今注》（1962）。自1963年起。易学讨论转向《周易》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个别人物借口反对将《周易》思想现代化，着意把学术讨论引向政治思想批判，传播极左思潮，使这场易学讨论迅速陷于夭折，留下极坏的思想影响。本来在易学讨论中，学者们正准备整理出版自己的学术著作，如尚秉和《周易尚氏学》1963年编成，李镜池的《周易探源》，亦于1963年编定，都未来得及出版，就被压下，直到8O年代才得以问世。1975年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出版，可谓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由于学术界极左思潮作祟，学者们坚持“潜龙勿用”原则，易学研究实际上形成三十年沉寂的局面。个别学者仍在辛勤耕耘，熊十力的《乾坤衍》，是在1961年问世的，但在学术界并未造成影响。这一时期值得重视的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的出土。不过关于《帛书周易》的校释及研究成果，直到12年后才公之于世，当时并未形成研究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