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不同的语言需要翻译，理解的混乱更是火上浇油。首先，“五四运动”以后，人们为了应用科学的方便，摆脱了古典语言的羁绊，语言教育的不足又使滥用词汇成风。比如近来“形而上学”“博大精深”“某某文化”“高科技”等许多词汇，一旦时兴便到处标榜，乱戴帽子。象形的中国文字一开始便与象声的西方文字不同，一字具有多义性，这与周易模型的成因有关。使用什么样的词汇翻译西方科学的名词颇费周章。有不少词汇又是经由当年科学进步的日本转译而来，已经形成了许多误区。比如，三十年代作为科学启蒙的《大众哲学》一书已经指出：“哲学的物质，不是物理的物质”。至今许多人仍认为：“唯物论的错误在于唯眼见物质为真实”。又如：许多人仍把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一词和中国的“形而之上为之道。形而之下为之器”之意混为一谈。美国的费正清５０年代就指出：西方国家的学者很难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在理论上的争论。可见沟通和理解并非学会了语言翻译就能完成。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在上一个世纪为社会变革转型期的众生象进行了文学素描，辉煌而衰落的封建贵族心态与狂野而新兴的暴发平民的心理冲突，使《傲慢与偏见》这本小说具有代表性。继承发展的需求，文明对话的目标，首先应当放弃傲慢与偏见。
　　汉朝以来，三千家注《易》尚各有千秋。如由西方人来研读，难度可想而知，更何况说它的科学含义呢？所以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理论体系是需要用古人的一句话加以勉励的：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孔子纬编三绝，为求大道，终于完成了对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的论述。绵绵二千年中国多少莘莘学子皓首穷经，以图达到修身、奇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封建社会的内在矛盾，是权利斗争的原动力。在中国，它不但遵循政治力学的规律，同时也为真龙天子们祭起的儒学宝典所心理规范，实现了超稳定的社会形态，谓之得人心者得天下。而科学技术的进步连代新生产力的发展，则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科学探索需要可以自由驰骋思想环境。资本主义的萌芽在明朝中叶刚一产生就遭封杀。西方的文艺复兴时代及现代科学的萌发正是这一时期。这一巧合令人想起佛家的“缘“和道家的“命运”。《黄帝内经》、《易经》和老子《道德经》告诉我们，中国的先民在自然科学的理解方面一开始就处于认识的高境界。勉强命名之谓“道”的那个法则，既是哲学的主体，也是哲学的客体。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学者定会认识到，面对“道”，也就是未知的真理。人类所有最伟大的科学家也不过是一些海边捡拾彩贝的蒙童而已。我们怎样了解古人呢？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应当从人体科学开始，从最低处做起。科学的发展与创造将是以加速度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