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述种种起卦方法，我们看到《梅花易数》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从耳闻目睹的事物中，随心所欲地选取其中某一两个方面，随意地联结为一个虚假的事物，并企图以此为前提，推论出真实可靠、确定无疑的结论。这样，《梅花易数》就把自己预知吉凶祸福的方法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基础之上。殊不知，虚假的前提是推不出确定真实的结论的。“兵不厌诈”，“声东击西”，“以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就是讲的让敌人依据虚假的前提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的道理。

　　不仅如此，逻辑常识和占筮史实告诉我们，虚假的前提可以推出任何结论，根据同样一卦，不同的占卜者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抛开其它占筮体例，仅就虞翻易学而言，求得某卦，就可以通过卦变说引出另外的一卦，通过旁通说又可以引出另外一卦，然后再与互体、半象等说相结合，从不同角度取象，便可随意选取其中某些卦象之间的关系，作出适合自己需要的各种判断。

　　王充《论衡》和《北堂书钞》记载一个大致相同的事件，讲的是孔子门人子贡作为使者到各地游说，到了归期仍然不见回来。于是孔子占了一卦，得到鼎卦，以变爻九四占断，其爻辞为“鼎折足”。孔子的门人们依据这个爻辞都说：“卦中说没有足，看来，子贡暂时回不来了。”惟独颜回笑而不语。孔子问其故，颜回答道：“子贡一定会回来，即使没有足，也会乘船回来。”颜回之所以说“乘船”，是因为鼎卦的下卦是巽，巽为木。

　　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一卦推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而且都能讲出一番似是而非的道理。这就清楚地表明，依据《易》卦这种虚假的前提，推不出确定的结论。因而，《梅花易数》仅凭随意拼凑的前提进行推论，其论断也是站不住脚的。

　　《梅花易数》的作者们，大概也意识到了这种占卜方法不可避免的失误，于是又千方百计地加以弥补。他们认为，仅有内卦（指所起之卦）不行，还必须参考外卦（指占卦时所闻所见之物象的感应）。“不知合内外卦为断……则鲜见其有验者”；“内卦不可以无外卦，外卦不可无内卦。占卜之精者，无非合内外之道也”（《内外论》）因此，《梅花易数》又提出了“三要十应”的方法。“三要”即运用耳目心思三者之要。“应”，即外物之感应。认为依据所见所闻皆可作出判断，见吉则吉，见凶则凶。诸如云开见日，事必增辉；烟雾障光，物当失色；月忽当雨，宜近清光；雨乍沾衣，可蒙恩泽；二男二女，重婚之义；一僧一道，独处之端；逢猎者，得野外之财，见渔夫，有水边之利；乌鸦报灾，花鹊报喜，犬争恐招盗贼，鸡斗主有喧争……如此等等，《梅花易数》称之为“事事相关，物物相应，是以验吾占卦之切要也”（《动静》）。

　　《梅花易数》此番议论，自以为得计，其实也不过是一种迷惑求卜者的障眼之法。从上述事例我们看到，其借以推断吉凶祸福的应验之象，无非是占卜之时偶然碰到的一些现象，企图依此作出即兴的必然性判断。而按照逻辑推理的规则，偶然的联系得不出必然性的判断。因而，依据《梅花易数》的方法作出论断，也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