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载，熙宁间，胡瑗弟子刘彝答对神宗问，将其师的学问概括为“明体达用之学”。他说：“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水心文集序〉亦有“以词为经，以藻为纬，文人之文也；以事为经，以法为纬，史氏之文也；以理为经，以言为纬，圣哲之文也”的说法。这些分疏大体能引领我们认识到宋学内部形态的差异和形而上思辨、文化价值、社会政治体制论议等不同层面的界线。三家村与来知德永嘉学派重事功，偏重于所谓“用”，表现出浙学的一般特点，正像薛季宣说的，“气禀言性，自是南方之学近于功利，其又何言？”（《浪语集》卷二十四）但叶适的体系意识很强，不甘心于泛言具体的社会政治制度，就事论事地论议之，而是要将这套事功之学义理化、系统化，提升至社会历史本体的高度。这也许就是全祖望着意区别水心与龙川，又比较水心与止斋，言“其学始同而终异”的根本原因。的确，就叶适同情道学的态度而言，他对程朱理学在一定程度上是给予认同的，如〈朱先生祠堂记〉谓：“二千年间，萌蘖泛滥，若存若亡，而大义之难明如此！则其博探详考，知本统所由，而后能标颜、曾、孟子为之传，揭《大学》、《中庸》为之教，语学者必曰‘不如是，不足达孔子之道也’。然后序次不差而道德几尽信矣，非程、张暨朱、吕数君子之力欤！”（《水心文集》卷十）对于道学家的追寻义理、致力于哲学本体论的建构，叶适并无异词，因为他的目标也是要建立一个“道”的解释系统，整合“汉以来，经、史、文词裂而为三，小道杂出，不可胜数”（水心语）的混杂局面，为儒家的道统理出个头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