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叶至40年代，是易学研究的转型期。
　　众所周知，易学研究并不是一门新兴学科，它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这一研究从未中断过，只是随着历史的向前推移，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改变，其研究的视野与方法以及研究的识见在不断翻新而已。但是，进入20世纪之后，易学研究却发生了历史上少有的重大变化：《周易》经传神圣而不可取代的学术地位动摇了，它不再被视为“大道之源”，不再被看作时下一切学科和学术赖以发展的“源头活水”；易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易学研究的识见也随之大异于传统的易学研究。
　　就研究视野与方法的重大改变而言，这一时期，随着西学东渐和中西文化冲撞、交流的深入，学者们的学术视野大为拓宽，能够以一颗平常心，而不是以“读《易》见天心”的俯视态度，将《周易》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进行尽可能客观的研究，并借助新的学科划分理念和新的知识体系、新的学术视野，多角度地审视和剖析《周易》与易学，逐步确立起易学学术研究的客观、公允，而非情意性的研究品格与方向。
　　在研究视野和方法发生如此的重大改变之后，最值一提的是古史辨派的学术影响。20年代至30年代，以顾颉刚、余永梁、钱穆、李镜池、郭沫若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冲破传统学术的藩篱，以大胆的疑古精神，对《周易》的作者和著作年代问题，进行了全新的探讨，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古史辨派的易学观点和易学研究方法论。该派以大胆怀疑并否定传统的识见而著称于世，他们对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并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等旧说加以抨击，其贡献在于，对于人们冲破传统学术识见与传统治《易》路数的束缚，对于人们超越传统象数派与义理派、汉学派与宋学派的狭隘门户之见，冷静而理性地重新审视和研究《周易》经传及历代易学，起到了重要的启导作用；他们在《周易》的作者和著作年代问题上的某些观点，至今仍是颇具合理性的；他们以史学的视野，考辨出的《周易》经传所反映的当时及其以前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史实，仍是颇有参考价值的。当然，他们的负面影响也是极大的。负面影响最为突出的，就是因其疑古过勇的重大失误，诱发出人们轻率怀疑传统学说、好立新说、缺乏严肃笃实精神的不良研究风气，以致此一负面影响迄今仍未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