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旧交替的这一转型期内，易学史研究的新成就也颇值一提。此一时期，真正精通易学这一专门之学的大家，有尚秉和、徐昂、李翊灼等。尚秉和的《焦氏易诂》、《焦氏易林注》，徐昂的《京氏易传笺》、《周易虞氏学》，李翊灼的《周易虞氏义笺订》，是继清代乾嘉朴学大师的汉易研究之后的最为重要的汉易研究力作。
　　此外，这一时期，随着西方近现代科技的传入，从科技的角度切入研究易学，也成为新的时尚。杭辛斋、沈仲涛、薛学潜、丁超五等是他们的代表。
　　其二，短暂辉煌期。
　　1949年至60年代初，为易学研究的短暂辉煌期。
　　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成为各门学科的指导思想，学界开始以此学术视野研究《周易》，对《周易》的作者、成书年代、学说性质以及研究的方法论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李景春、高亨、李镜池等人的相关著述，是这一时期的突出成果。此一时期，还产生了一部不朽的高度哲学性的易学著作，即当代新儒家大师熊十力的《乾坤衍》。此书的某些观点虽颇值商榷，但其所阐发的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卓异慧见，则是人所公认的。
　　其三，徘徊期。
　　60年代中叶至1977年，由于发生了十年“文革”这场空前的文化浩劫，易学研究一直处于徘徊乃至倒退状态。
　　其四，恢复期。
　　1978年至80年代初，为易学研究的恢复期。
　　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随着学术研究禁区的打破，正常的易学研究开始逐渐恢复。此一时期，高亨修订再版了《周易古经今注》，出版了《周易大传今注》，李镜池的《周易探源》与《周易通义》、尚秉和的《周易尚氏学》得以出版。尤其是，这一时期，在考古学领域有了重大发现，此即张政烺根据对商周之际所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及占卜甲骨上的奇特数字符号的研究，提出了筮数或数字卦假说，为八卦起源和《周易》成书乃至三《易》问题的深入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