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藏楚竹书《周易》总共有五十八支简，与今本《周易》相比较，可知其涉及三十四卦，与今本内容大体一致。其新奇之点在于每卦的首简和末简都标有特殊的符号，这些符号一共有六种。整理者说：“楚竹书《周易》中出现一组失佚了二千年的易学符号，……这是易学史上的大事，它的形式、内涵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为我们认识、研究先秦易学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重要课题。”
　　的确，这个课题是饶有趣味的。今本《周易》卦序中“二二相耦，非反即覆”的特点及其据此分上、下经的原则，以及各耦卦之间的编排顺序，是《周易》的深层奥秘，我们可以以此为突破点去探讨《周易》一书的起源问题。关于此点，我曾在《政治的统一与经学的统一――孔颖达与五经正义》（载于《经学今诠三编》，《中国哲学》第二十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一文的最后一节“《周易正义》的经学思想”中有所论及。我一直关注新的出土文献资料，看看有无可能对此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周易》面世之后，我注意到了整理者对于楚竹书《周易》分别画于每卦首简和末简的特殊符号意义的研究，整理者正是将它与今本《周易》“二二相耦，非反即覆”的特点来联系研究的，并希望由此破解原始《周易》的一些奥秘。对此，我非常佩服。
　　但我经过反复的研究和思考，以为首先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是今本《周易》卦序中“二二相耦，非反即覆”的特点形成更早呢，还是楚竹书《周易》画于每卦首简和末简的特殊符号的出现更早？或两者是同时形成的？我研究的结果认为，今本《周易》卦序中“二二相耦，非反即覆”特点的形成可能更早，而楚竹书《周易》画于每卦首简和末简的特殊符号与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整理者将它们过多地联系到一起，可能把这些特殊符号的意义复杂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