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传统的说法，《周易》的成书过程有所谓的“人更三圣（或曰四圣），世历三古”之说，即“上古”伏羲画八卦，“中古”周文王重之为六十四卦并作卦辞，周公作爻辞，“下古”孔子作《十翼》的解经。从各种考据的结果来看，尽管“四圣”与《周易》文本中的几个组成部分是否存在着上述明确的对应关系还有待考证，但“世历三古”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也就是说，《周易》的成书是一个历时数千年、历经漫长演变的历史过程。就文本而言，根据文献记载和后人的相关考证，说明在《周易》文本形式之前，还存在着其它内容不同但性质有相互承接、发展联系的文本，典型的代表有所谓的夏《连山》、商《归藏》。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周易》文本的形成必然会受到“上古”、“中古”和“下古”几个不同时期的文化的影响，并在文本的内容中有所反映，从而形成一个由卦象符号、卦爻辞以及理论解说三个不同结构混成的复杂的思想表述系统，容纳并包含了当时业已成形的包括卜筮、哲学、科学、史学等各类知识的“片段”，成为一部有着相当宽泛外延的“百科全书”式的历史性文献。《周易》以及因此而发端的易学之所以人言言殊，就是由这个宽泛的外延所决定的。逻辑学的原理告诉我们，一个概念是由其外延与内涵共同决定的，两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如果一个概念的外延难以明确界定，无所不包，那么其内涵则必然凝聚为某种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就《周易》而言，所谓“《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其广大悉备的现象外延统统都归结为一个根本的“内涵”，即“道”之上，所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虽然它的外延广大到无所不包，而居于本质核心层次的内涵却收缩为一种很小很小的《易》道。这个《易》道就是《周易》的思想精髓或内在精神，从根本上规定了《周易》的本质属性”[iii]。
　　不独为易学所专用，“道”也是中国哲学最高的范畴之一，其丰富的内涵不仅超越了其“道路”的文字本义，更非诸如“规律”、“准则”一类现代的名词概念和术语所能概括和界定。它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观念预设之一，所谓“太初有道”不仅为认识明确了终极的目标，也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提供了最根本的判断依据。如果说“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那么“天”与“人”合而为一的着落点就在于这个“道”。正是由于“道”的概念具有统摄全局的核心地位，因此在历史上的各类文献中，有关“道”的不同表述不胜枚举。单就具有哲学意义的话语来说，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道”的引申和发挥也多有歧义，那么作为《周易》思想核心的“易道”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