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八卦符号的肇始直接启发了文字的产生。《系辞传》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而文字的起源也有类似的传说：“（仓）颉首四目，通于神明。仰观奎星园曲之势，俯察龟文鸟兽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如果把两者的创始过程互相对照一下，可以看出，它们都以“身、物、奎星、龟文之迹”等自然物象作为最基本的构性基础；都有一个“观（察）、取（采）、作”的过程；以自身的各种感官（如观的感官“目”等）为中介；以与神、天象的交流为前提和旨归。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卦象符号的逐步完善对文字的产生起了某种导引作用，二者有着某种内在的相互启发、相互促进的关系。
　　文字的雏形产生后，必然要借助于具体的物质材料走向具象化、定型化，审美化。但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书写工具不够轻巧灵便、运用自如；书写材料难以达到方便、多样；文字信息的沟通也只能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所以出现了甲骨文、鼎文、铭文、石鼓文等刻在龟甲兽骨、铜器、石头上的文字。材料质地的坚硬，刻铸工具的简陋、粗糙、笨重，字形的变动不居极大地束缚了文字的自由书写和走向“美”化。
　　但另一方面，文字又“博采众美”，即在它草创伊始就在实用之外同时蕴含了艺术美的萌芽。也就是说，作书者的审美感受随文字的刻铸过程就已萌发了，书法美学随文字的雏形出现就已经存在了。据史料记载，在商时有据可查的书家就有121人。宗白华先生在《中国书画里的美学思想》中指出，“殷代甲骨文、商周铜器款识，形体简约，布白巧妙奇绝；长篇金文在整齐中疏宕自在，充分表现自由而又谨严的感觉。殷初纯文字以全体为一字，更能见到相管领与接应之美。”除了形体、布白上已肇书法之美之端外，邓以蜇在《书法之欣赏》中对字的笔画、形体作了更详尽的分析。“甲骨文字……一方面纯为横竖转折之笔所组成，若后之施于真书之‘永字八法’，当然无此繁杂之笔调，它方面横竖转折却有其结构之意，行次有其左行右行之分，又以上下字连贯之关系，俨然有其笔画可增可减，如行之行草书然者，至其悬针垂韭笔致，横直转折的紧凑款识、铭词，其书法之园转委婉，结体行次之疏密，……使人见之，如仰观星斗，精神四射。……石鼓以下，又加以停匀整齐之美。”他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我们对先秦以前书法之美的重新审视。它们就像是原始壁画、远古神话、汉代石塑，从那幼稚的线条和结构中透露出只有那个时代才可能有的质朴和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