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书法创作上强调有法，更讲究以无法为至法，成为臻于化境、醇境，创造逸品，神品的必经之途。从筮法上讲，古代筮者也讲究初筮之占，同时又与象数占、星占等多种方法相互参照，并综合其他因素，如断卦人的学识、本人的德行修养、先天宿根中的悟性以及特定情势下一时的灵感等，才能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和预测。“见群龙无首，吉。” 古经乾卦由初九到上九的卦象的演变可看作书法实践由疵境——稳境——醇境——化境（刘兆彬《书法的四个境界》《书法》2000年第5期）的逐步提高于成熟的过程。于书家而言，法则的学习固然重要，但又不可囿于法则。这一思想对东方民族心理的渗透，潜移默化地使书家自觉追求一种“不落斧凿痕迹”、“天真罄露”、“得天趣适自然”之美，即以超越外在规律的束缚，达到与自然的交流、和谐为至高境界。
　　书法技巧有两大基础：用笔和结体，用笔又有中锋、侧锋、藏锋、出锋、轻重、疾徐等。结体上典型的是：“永字八法”。《法书苑》中记载，“逸少工书十五年，偏工永字，以八法之势能同一切”。用笔八而一气呵成，血脉不断，构成一个有血有肉有筋有骨的字体，表现了一个生命单位，营就一个艺术境界。欧阳询更是提出了结体三十六法，把对法的阐析推到了极致。他认为结体“不可头重脚轻，无令左短右长，斜正如人，上称下载，东营西带”（《八决》）。法是无法的前提和基础，掌握了必要的基础，就须勇于超越自我。“为书之妙，不必凭文按本，专在应变，无方皆能，遇事从宜，失之于度内者也。”“至于无法，可谓得矣，何必钟、王、张、索”（张怀颧《评书药石论》）。这样的创作才能“变动犹鬼神，不可倪”（韩愈《送高闲上人序》），才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因此后世泥于法的馆阁体、干禄书被人们斥为匠人书，“此不是书，但得其点画尔”（王羲之《题〈笔阵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