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到五四运动前是中国传统天文学向近代天文学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鸦片战争后，为了谋求国家的富强，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潮流。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开始全面传入中国，传统天文学逐渐遭到淘汰，而为近代天文学所取代，且在清末的一些学校中出现了天文学教育。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西方列强开始在中国建立近代天文台。民国初年，政府接管清钦天监，成立了中央观象台，并出现了一座民办军山天文台，开始进行近代天文观测和研究工作。这时中国已有了近代天文事业的萌芽。
　　自明末清初起，西方的近代天文知识已有部分传入中国，但传入的内容和产生的影响都极其有限，只是改变了中国的天文学方法，即西方的几何模型方法代替了传统的代数方法，而并未改变中国天文学的性质。中国的天文学仍是为皇权服务而以历算和星占为主的宫廷天文学。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御用性以及知识界盛行的“西学中源”说大大阻碍了天文学的发展，以致直到十九世纪上半叶，作为近代天文学基础的哥白尼日心地动说还仍然遭到封建学者的反对。而在那时的欧洲，随着观测技术的改进和理论研究的进展，近代天文学早已有了巨大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随着五口通商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人士纷纷来华，形成第二次西学东渐，近代天文知识再度传入中国。传入的主要途径是中国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与热心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西洋传教士一起合作译著、出版近代天文学书籍。
　　最早系统介绍西方近代天文学的译著是中国著名学者李善兰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合译的《谈天》。《谈天》译自英国著名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J.Herschel，1792—1871）的名著《天文学纲要》（The Outlines of Astronomy），是根据该书 1851年的新版译出，1859年在上海墨海书馆出版。全书分18卷，以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为基础，介绍了天体测量方法，天体力学的基本理论，太阳系的结构和天体的运动规律，以及恒星周年视差、光行差、小行星、天王星、海王星等一系列天文新发现，以及赫歇尔父子对双星、变星、星团和星云的观测结果，首次向国人展示了西方近代天文学的全貌，其与中国传统天文学完全不同，使人耳目一新。李善兰还在《谈天》一书的序言中驳斥当时一些知识名流反对哥白尼学说的种种谬论，并以力学原理和恒星光行差、视差等事实证明日心地动说和开普勒行星轨道椭圆理论已是“定论如山，不可移矣”。声称“余与伟烈君所译《谈天》一书，皆主地动及椭圆立说，此二者之故不明，则此书不能读”①。《谈天》出版后，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和欢迎，使哥白尼学说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从此近代天文学得以在中国广为传播，传统天文学逐渐遭到淘汰，而以探索宇宙为目的的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逐渐为国人了解和接受，并日渐深入人心。因此《谈天》在中国传统天文学向近代天文学的转变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