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两派六宗”与“《易》说愈繁”表明了易学纷杂无章的学理状态。由此可见《易》学思想的统续无宗，其结果必然是《易》学洋洋大观却又令人遗憾。　　
　　易学史表明，在对《周易》性质的判定上，最能表明上述问题的实质。而把《周易》判释为卜筮性，是问题中的问题。关于对《周易》卜筮性的判释，两汉的象数学派已无需赘言，而唐宋之后的义理学派虽然以《易》理而“发挥”之，却没有在基本意义上推定孔子为什么要利用《周易》“一以贯之”其理论体系，因此也不得不承认《周易》的卜筮性质。
　　对于易学，梁启超有一个基本的概括，他说：
　　《易经》是一部最带神秘性的书。孔子自称“假年以学”，相传还有“韦编三绝”的故事，可见得这书自古已称难懂了。汉代今文博士有施、孟梁、邱三家，又有费氏的古文。又有京焦的别派。自王弼注出，盛行江左，唐人据之以作正义，自是汉易诸家俱废。今官书之《十三经注疏》，所宗者弼学也。而五代北宋间，道士陈传始以道教中丹鼎之术附会《易》文，展转传至邵康节、周濂溪，于是有《先天太极》诸图，《易》益棼乱不可理。程伊川作《易传》，少谈天道，多言人事，稍称洁静。朱晦庵又综合周邵程之说作《易本义》，为明清两朝功令所宗。盖自王韩康伯之后，易学与老庄之道家言混合；自周、邵以后，易学与后世娇诬之道教混合。清以前易学之重要流别变迁大略如此。（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第6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7月第1版）
　　清末学者皮锡瑞认为：“说易之书最多，可取者少”（皮锡瑞：《经学通论》，第43页，中华书局出版，1954年10月第1版）。尚秉和慨而叹之为：“最多者《易》解，总《五经》之注，不如《易》一经之多。最难者《易》解。”（黄寿祺：《易学群书评议》，尚秉和序，第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6月第1 版）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