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经》《传》合一的《周易》是我们的研究对象，那么，孔子是否研究过《周易》、《传》是否为孔子所作、孔子以作《传》解《经》形成的思想体系是怎样的哲学和科学原理，《周易》的理论形式为什么被后世儒家所误解，这些问题就应得到解决。显然，问题是相当复杂的。然而，只要首先推定作《传》解《经》形成的思想体系，其他问题则不难解决。
　　我们看到，自孔子弟子开始，中经汉宋，直到现代，认为《周易》的基本性质是卜筮性，是学界的主流意见。虽有义理派的兴起，由于不明孔子作《传》的本义，这使得义理派不但不能正确理解孔子的思想，而且也不能正确认识《周易》的性质及其思想体系。《帛书·要》中记载了孔子“晚而喜易”和子贡因此引发的三疑。子贡三疑代表了孔子弟子对其研究《周易》的疑惑，使孔子有“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帛书·要》）的预见。易学史表明，汉儒以《易》为卜筮之用而推定了象数之学；宋儒虽崇义理，然不疑《周易》的卜筮性；中古以降，置疑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否定孔子对易学的贡献，这些都证明了孔子“疑丘”的正确预见。
　　关于义理学派并不否定《周易》的卜筮性，集宋儒之大成的理学夫子朱熹说：
　　《易》本为卜筮书，孔子恐义理一向没卜筮中，故明其义。（《朱子语类》，第162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圣人因作《易》，教他占，吉则为，凶则否，所谓“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者，即此也。（《朱子语类》，第1620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今学者违言《易》本为占筮作，须要说做为义理作。若果为义理作时，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学》之书，言义理以晓人？须得画八卦则甚？（《朱子语类》，第1622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