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汉书·五行志》：“孝武时，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夏侯胜，下及许商，皆以教所贤弟子，其传与刘向同……于《易》，震在东方，为春为木也；兑在西方，为秋为金也；离在南方，为夏为火也；坎在北方，为冬为水也。春与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气易以相变，故貌伤则至秋阴常雨，言伤则至春阳常旱也。”很显然，夏侯始昌的这段文字，说明西汉初年已经有了“卦气”说。夏侯始昌为西汉大经学家，据《汉书·夏侯始昌传》：“夏侯始昌，鲁人也，通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于阴阳……”《汉书·夏侯胜传》：“胜少孤，好学，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可知如上“卦气”文字，属夏侯父子“明于阴阳”“说灾异”的内容。据《汉书·夏侯始昌传》：“始昌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案《汉书·武帝纪》载，柏梁台灾发生在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显然当时他已极得武帝重视，故疑其受学起码当在公元前130年～140年左右，显然早于孟喜久矣。
　　由以上四考可知，“卦气”说在孟喜之前早已有传，可证此说非孟喜之“诈言”，实由田何系统师承先儒古说而来。正如前述，指责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为“诈言”的唯一旁证人是“同门梁丘贺”，证言为“田生绝于施仇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恰恰是作为第一证人的施仇却并未出来说话，施仇不仅在孟喜这件事上没有出来说话，考《汉书·儒林传》：“及梁丘贺为少府、事多，乃遗子临分将门人张禹等从仇问，仇自匿不肯见，贺固请，不得已乃授临等。”不但如此，更“谦让，常称学废，不教授”。由以上廖廖数语，我们不难悟到，“好自称誉”的孟喜在用《易》自保方面，确实不如他的另一位同学施仇。孟喜可能因其才学过人而声望又高，因此遭到权贵同学的嫉妒，遂借用权力给了他个“改师法” 的罪名，并因此而不得为博士，依据中国文人之间相轻相残的传统恶习而思之，这也是毫不足怪的。那么，京房时，孟喜的弟子翟牧、白生为什么也不肯承认焦延寿所传之《易》为孟氏学呢? 我们知道，汉《易》虽本于田何，但老师在具体传授弟子时，往往侧重点各有不同。考丁宽师从田何，并且是田何的得意弟子，但他又“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可知他所学的内容，没有他的另一位同学周王孙的《周易》“古义”，故再至雒阳，“复从“而学之，以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汉书·儒林传》中介绍丁宽时，有这样一段话：“作《易说》三万言，训诂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仇、孟喜、梁丘贺，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据此，可考定孟氏《易》的内容应是“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与丁宽的“ 《易说》三万言，训诂举大谊而已”及《汉志》所载“《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中有关孟氏《易》的内容，故翟牧、白生从孟喜所学，无非如上内容，其中即便有“卦气”说的内容，亦无非是一般知识，用以解经而已，肯定不包含“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的阴阳灾变内容，此书孟喜只传给了焦延寿，兼之孟喜为此而蒙上“改师法”的恶名，故翟牧、白生与之划清界限，不承认焦氏所学的内容为孟喜《易》，这也就毫不足怪了。《汉书·艺文志》所载《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等，这些才是焦氏由孟喜处所得的“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