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早已知道，《易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一部典籍，确有其独特的学术理路与“观象系辞“的特殊阐述方式。通过如上探索，我们亦知《易传》与《子夏易传》同样有其独特的学术理路与“观象系辞”的阐述方式，当我们探讨如上“十翼”之文及《子夏易传》等篇章与“卦气”的关系时，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所阐发的义理都是生发于象数之本的。如前面例举的《系辞》中“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及《大象》释《解》卦：“雷雨作，君子以赦过宥罪”、释《旅》卦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云云，它们绝不是随意谈“寒暑”与“赦过”的问题，而是严格依据“ 卦气”中节气排列的先后而谈，是先“寒”后“暑”，还是先“暑”后“寒”，是体现春生夏长而“省囹圄”、“出轻系”，还是应和秋煞之气而“缮囹圄”、“务搏执”，都有明确的时间顺序界定，绝不是妙笔生花，自行发挥。故“十翼”及《子夏易传》中那些高深义理，都不是游离于象数之外的泛泛空谈，而是严格按照义理根于象数、象数义理合一的模式阐发出来的。
由此而追溯春秋时代的《易象》一书，我们终于理解了：必定是古人经过“仰观”“俯察” ，对天地万物随节气变化而生、旺、墓、绝的发展规律有了明确认识之后，以其八卦及六十四卦之象数架构出一个“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象数义理合一模式，并由此派生出一套法天地而施政教的王者之“礼”，这种“礼”，绝不仅仅是我们所狭隘理解的日常生活中人人应该遵循的规范，它更是一种人文之政道与治道!我们由此也理解了《月令》被置入《礼记》之中的深刻理由，乃在于由法天地而循四时之序引伸出人文之政道与治道。因此，先贤才会有“周礼尽在鲁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之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