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汉代的经学，特别是今文经学，对这种君主专帛正体的内在矛是有着较为清醒的察觉的。当时各派经学家为了防止君主拒谏饰非，滥用权力，都在“屈君而伸天”上大作文章，企图假借天神的权威用阴阳灾异来加以限制。比如与京房同时汉《齐诗》的翼奉曾说：“《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汉书．翼奉传》）这种经学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哲学，并且带有鲜明的朝代特征，形成为弥漫于朝野上下的一股思潮。京房的卦气说就是在这股思潮的强大影响下孕育成熟的。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许多从事政治斗争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先进人物，除了利用阴阳灾异这个思想武器以外，是别无其他选择的。
　　但是，京房的象数派的易学，其理论基础与思维模式，后来也受到许多人的严厉批评。王夫之的批评是具有代表性的。他说：
　　或曰：房之按日以候气，分卦以征事，所言者亦与当时之得失祸福合，何也？曰：石显之邪，而君德以错，国是以乱，众耳众目具知之矣。事既已然，取而求其所以然者，而实固非也。势已成，形已见，谓天之象数亦然，亦恶从而辨之？
　　盖房之为术，以小智立一成之象数，天地之化，且受其割裂，圣人之教，且恣其削补。道无不圆也，而房无不方，大乱之道也，侮五行而极二仪者也。郑弘、周堪从而善之，元帝欲试行之，盖其补缀排设之淫辞有以荧之尔。取天地人物、古今王霸、学术治功，断其长，擢其短，令整齐瓜分如弈者之局、厨人之酊也，此愚所以闻邵子之言而疑也，而况房哉！（《读通鉴论》卷四）
　　王夫这批评京房的易学在两个重要之点上难以成立。第一，他的卦气说根本不能对人事的得失祸福作出预测，只不过是就昭然若揭的既成事实作出事后的解释，归结为天之象数。这种解释是似是而非的，实际上是精心编造出来用以骗人的淫辞。第二，他“以小智立一成之象数”，立典要以为方体，极力使内容屈从于形式，把天象人事瓜分割裂，削足适履生搬硬套地统统塞入一个固定的格式之中，这就必然圆凿方枘，与五行二仪之道以及事物的实际的变化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