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古代中国的数学因为竹简这种客观物质条件，而出现了独特的筹算法一样，在《易经》的推演方面也采用了用蓍草来行筮，用龟来占卜，再把卦相和因果记录下来。竹简载体，造成了古代中国数学的演算跟记录，演易的筮占跟记录极其相似的操作模式。古代把基于《易经》的卜卦推测术称为“数术”，把数学称为“算术”，这两种“术”，都是在用竹简作为记录文字的主流载体这种客观物质条件下形成的。
　　纸的发明和应用在中国已有了两千年的历史，纸大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并推动了世界的进步。两千年来，记录在竹简木牍上的文献资料早已转换成了纸质文本资料。现在，我们又正在经历着把纸质文本的文献资料逐步转移到电脑里，形成更为先进的电子文本资料的划时代转换。现代的研究者一般都是研究资料的学术内容，而少有去考虑资料的载体形式。如果不是刻意探求古文献资料的原生形式，就不会涉及古代的文字载体形态，限制和影响古代学术问题这种因素。好些释读和研究古代典籍的学者专家，如郭沫若，也是从竹简古书这种条件出发，考虑到后世缀联古简有错位的可能，因而解释了诸如《管子》、《墨子》等一些传抄古籍“艰涩难懂”的现象，并进而提出了自己的新的学术看法。古代的简册书写记录方式，对于古代中国的数学和易学造成了并非学术思维本身的，然而却是极为重要的影响。
　　但是，纸前时代还有缣帛书籍，考古工作也获得过图文并茂的长沙战国帛书，获得了《老子•甲》、《老子•乙》等帛书。期待将来的考古能有新的发现，能发现带有河图和洛书的《易经》帛书，或带有图形的《墨经》帛书，甚至是带图的简册书籍，那么将对传统的典籍和中华文化带来许多新的研究内容。甚至笔者还期待，考古能发现绘有阴阳鱼图形的纸前书籍或非书籍形态的太极阴阳鱼、八卦图形（比如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节目，用贝壳和人骨所摆成的天象图形墓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