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王夫之也意识到社会矛盾运动中“物极必反”的多样性。他指出：“两间之化；人事之几，往来吉凶，生杀善败，固有极其至而后反者，而岂皆极其至而后反哉？”（《思问录·外篇》）是说社会矛盾的解决并非一定是“极其至而后反”。还另外存在着“或错或综，疾相往复”的情况，可以通过渐进、缓和的途径实现变革的目的，由此论证他对社会矛盾解决的渐进、改良主张。这些主张。王夫之往往是针对历史上“官逼民反”、农民揭竿起义，从而引发朝代更迭的事实而发的。王夫之擅长辩证思维，又精于总结历史经验，很能把两者结合老来，因而也对社会矛盾学说贡献了不少合理的见解。例如，他强调；“总将形势作合一说”主张“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读四书大全说》。又例如，王无之提出了历进化中的因革统一问题，称：“承治者因之，承乱者革之，一定之论也”。并引证“禹之承舜，”为“承治之极也”；而商之革夏，周之革殷，为“承也”。并引证“禹历史事实，说明历史因革过稆治与乱，离与合、续与绝的互相转化和统一。（参见《尚书引义·酒诰梓材》）强调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加以处置。
　　（2）用“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两个命题的结合，来解释阴阳矛盾双方的关系，论及到了朴素对立统一法则。
　　“一分为二”，是表达阴阳判分、阴阳对待的一个传统命题。大约开始于北宋的邵雍。邵雍以象数观念解释《易传》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过程时，特地采取“加一倍法’，把这个过程看成是“一分为二”的不断延伸。他说：“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十分为百，百分为千，千分为万”，由次断言：“合不斯为一，衍之斯为万”（《皇极经世·观物外篇》）。朱熹对邵雍的这种思维推论作了概括，称：“邵子所谓一分为二者，皆谓此也”（《易学启蒙》）。他还指出；“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周易本义·系辞上》）。“两一既分，一复生两”（《易五赞·原象》）。又说：“二又各自为对”（《语类》卷九十四）。“独中又有对”（《语类卷九十五》）。视阴阳“一分为二”是个互相包涵、两两对立的延缓过程，并据此认定；“此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语类》卷九十五）。从阴阳矛盾论的角度进。“一分为二”偏重于讲阴阳双方的对立和相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