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近代才有变法维新的康有为和谭嗣同提出成熟的理论。康有为写了一本巨著《大同书》，详细提出了大同社会的理念和架构。谭嗣同的《仁学》用墨家理论结合儒释道和西方科学理论，提出仁学，实际就是国学。在古代，近代，到现代我们都有一成套的理论可以传承，有先贤值得我们去效仿，同时要学习西方的传统。当然不要一味照搬，不照搬并不是说西方哲学不好，而是要吸取其中的优秀传统。
黎鸣先生的书说《西方哲学死了》，他们也遇到了困惑。西方人拿起了理性至上这个芝麻，却丢失了人类爱和信念的元精神。三种元精神因都与人类有关，自觉运用仨元逻辑工具，所以我们就称这种理论为“仨元变易之道”。仨元中爱的精神，是人文大爱，在孔子的仁爱，墨子的兼爱，西方的人道主义里面都能找到影子。然后，说到理性精神、逻辑，中国人这里缺乏了逻辑。由于几千年来，儒家独大，大家只去求官而不去求学，导致了科技思辩成了小人之学。
社会提倡科学发展观，呼吁科技创新，这也是理性的发展生产力。黎鸣先生讲的信仰原精神，总被人误解成宗教。所以我们提出信念的元精神，实际更准确的讲应该是一种充满信念的人文精神，而不是被误读成宗教。是对真、善、美的信念，是对求知的渴望，是对真理的执着。这种信念伴随着中国人走了几千年，没有什么国教，没有一个宗教是独大的，大多数人都是无神论者，中国人一样能活得充实快乐。叫嚣儒教，向宗教妥协，无疑是历史的倒退，对不起祖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