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此“生”而有的，就是善，继此生而成的，就是性。这样，就为孟子所强调的性善论找到了本体论、形上学的依据，即天地万物的生生之道。不过，此依据绝非超绝的、外在的实体论的依据，天道流行完全是目的性、意向性的，此目的、意向指示“生”，最终指向人。其发动、流行是自然而然的，并无使之然者。故此，《易传》强调易道之“无思”、“无为”、“无方”、“无体”，即所谓“寂然不动”的。同时，又可以“范围天地”、“曲成万物”，是“感而遂通”的。这就象诗中吟唱的，“不知绿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道最终落实人身上，就是“仁”、“知”之德。《易传》强调“知”，与孟子不同的是，它更注重的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穷神知化”的“知”，而不是反身内求的“知”。其实，此“知”就是处身天地万物、大化流行中的人的一种体验，因性与命、天与人是完全贯通的，这种体验只是实现性命、天人合一的自觉。只有此时，人在天地间的自由与地位方完全凸现出来，所谓“大人”、“君子”的独立人格亦得以彰显，与天地并列而成“三才之道”。此自由、人格的实现可以予人以精神、境界上的受用，如乐天而知命的无忧无虑，所遇而安敦笃乎仁的爱心；同时亦可成就事功上的丰功伟绩，这也是《易传》的内圣外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