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北宋五子的宇宙论各有千秋，有人主“无极之前阴含阳”说；有人主“自无极而为太极”说；有人主“理、道皆一”说；有人主气散而为“太虚”说，但是，无一人不在言“气”。（以我们今天犹不可见之“空气”和可见之“水气”，可以推测古人“形而上”和“形而下”之思维。）只不过有人强调“形而下者”之有形之物，有人强调“形而上”之“无物之物”而已。以二程之学说看，既然“形而上”者不可见、不可言、不可名，则诸多演绎而出之“无极”、“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大一”、“朴”、“神”、“玄”等命题，就可以“体、用、理”归纳之，至南宋朱熹就干脆突出了一个“理”字。无论如何演绎或归纳“形而上之道”，其本源都是出于《老子》之道。

　　南宋偏安于东南一隅，其时儒道门户之争空前激烈。朱熹可谓是建立儒家“形而上之道”说之集大成者。其学虽是源于二程，然又与二程有所不同。

　　朱熹之所以要改造邵子《先天图》，以“加一倍法”出黑白块大小二横图，是出于建立其系统理学的需要。三画与六画之乾是由“一阳”的加一倍法单独生成；三画与六画之坤是由“一阴”的加一倍法单独生成，与邵雍“独阳不生，寡阴不成”、“阳得阴而生，阴得阳而成”说矛盾。朱熹之所以要改造周子的《太极图》，亦是出于建立其系统理学的需要。周子曰“自无极而为太极”，朱熹忌讳“无极”出于老庄，于是就改作“无极而太极”，并作“无形而有理”之解；周子所谓的“动静”是“太极”的动静，而朱熹则以太极为“一理”，理不会动静，于是就把周子的“动阳”、“静阴”改作“阳动”、“阴静”。朱子的“阳动”、“阴静”说就是以阴阳为物，而无“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阴阳不测之谓神”之义。他说“才动便是阳，才静便是阴，未消别看，只是一动一静便是阴阳”，此说无主语，不谓“太极”才动才静，是因其以“太极”为一理；他不同意《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于是就把周子的“分土王四季”改作五行相生。二程曰“理无形，因象以明理”，朱熹则主“有是理便有是气”、“理乘气”之说，理在气先，于是，明理就无须因象。“方其有阳，哪里知道有阴？有乾卦，哪里知道有坤卦？”（《朱子语类》），此则谓阴阳可以独立，而二程曰“阴阳消长之际，无截然断绝之理”、“静中变有动，动中自有静”、“中之理至矣，独阴不生，独阳不生”（《二程遗书》），显然，朱熹背离了二程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