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与《老子》“道生一”说有合，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自组织质变模式，朱熹则以“阴阳加一倍法”将其改造成为他组织的量变模式。“一阳”与“一阴”皆可无限地“一分为二”，无论分到什么时候，还是“一阳”与“一阴”，如何会有“万物化生”？“分”并不是“变化”，“分阴分阳”亦不是“阴阳不测”之“神”。又其“动力”由何处而来？“分”为谁之分耶？“理分阴阳”，如谓其皆自“太极”而分，则“一理”分为“万理”，终不出“理”之外，如何会有“万物化生”？。显然，其理学思想与《易传》相背离。

　　总而言之，自先秦诸子至南宋朱熹之“形而上之道”说，是一有本有源的学说，亦是一“一致而百虑”的学说。无论是“道家”或“儒家”，对于自组织的宇宙论都是共同认可的。只不过有人以之演绎得多有人以之演绎得少而已。有一点是明确的：无论是“道说”或“理说”，皆不是“上帝创世说”。《易传·系辞》：“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谁能否定孔子不言“形而上之道”？一个学说的形成，必有其前因后果。即便是宋儒说“形而上之道”，亦不离老庄说之本源，只不过从“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发展与发挥罢了。托克托修《宋史》将邵雍、周敦颐等列入“道学传”，其对“道学”有见也。今有人谈中国古代哲学，必分“道家”与“儒家”之门户，愚见，就“形而上之道”言，起码北宋之前是“一门而入”。“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在宇宙论方面，皆同归于自组织运动，虽有百虑而其目的地则一致而无二也。有如一株参天大树，虽千枝万叶，然其根则一也。此根乃自然发生之根，其神则自然格之神，非人格神所植之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