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无论是帛书《周易》，还是汉简《周易》，因其抄写年份十分接近，且皆在西汉初叶，尚难以完全排除汉初儒者增补爻题之可能，所以尚不足以对李镜池先生爻题出自编定《易传》的汉代儒者之手的断言形成真正冲击，那么，楚竹书《周易》传本的面世，带有明显古史辨派疑古过勇偏失的李先生的观点，即不攻自破了。
　　楚竹书《周易》诸卦的爻题例采数字式，依照自下而上的顺序，凡阳爻，各为“初九”、“九二”、“九晶”、“九四”、“九五”、“上九”；凡阴爻，各为“初六”、“六二”、“六晶”、“六四”、“六五”、“上六”。例如，《比》之诸爻自下而上依次是阴、阴、阴、阴、阳、阴，楚竹书《周易》中，该卦诸爻的爻题即各为“初六”、“六二”、“六晶”、“六四”、“九五”、“上六”。（第148-151页）[1]再如，《＠①（井）》之诸爻自下而上依次是阴、阳、阳、阴、阳、阴，楚竹书《周易》中，该卦诸爻的爻题即各为“初六”、“九二”、“九晶”、“六四”、“九五”、“上六”。（第195-198页）[1]“‘晶’，用作‘三’，楚竹书《周易》中的‘三’字，均作此形。与甲骨文‘晶’（《殷虚文字甲编》六七五片）等字形同，象三星形。甲骨文、简文‘晶’当‘参’之本字。”（第136页）[1]可见，“九晶”即“九三”，“六晶”即“六三”，作为战国晚期《周易》传本之一的楚竹书《周易》，已完全具有了与通行本《周易》相同的数字式爻题。这表明，高亨先生的爻题似为晚周人所加的断言大致不虚，而楚竹书《周易》整理者濮茅左先生谓“楚竹书《周易》证明了‘九六’之称，在先秦确已存在”（第134页）[1]，也自为不争之事实，但二说可以作进一步明确化。数字式爻题出现的年代下限，至少为战国晚期；而其出现的年代上限，则当在战国中期，乃至更早。顺便指出，濮先生一称爻题为“爻位”（第133页）[1]，不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