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西晋初年的发现。《晋书·束皙传》记载：“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第1432页）[8]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后序》亦称：“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周易》及《纪年》最为分了。《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第2187页）[9]时至西晋，所谓“与《周易》上下经同”、“与今正同”，定当谓与今所言具有整齐划一的数字式爻题的通行本《周易》古经上下篇相同。魏襄王（即梁襄王）为魏惠王（即梁惠王）之子，嗣位于公元前319年（次年为其元年），卒于公元前296年。而魏安厘王，嗣位于公元前277年（次年为其元年），卒于公元前243年。据《孟子·梁惠王上》，惠王、襄王父子，孟子皆曾与之会过。由此可以断定，至少在战国后期，乃至中期或中期之前，数字式爻题业已成熟，并促成了通行本《周易》古经六十四卦展现方式的定型。
　　尤有进者，数字式爻题的出现年代，可进一步由《易传》得以确证。在《易传》七种、十篇（所谓“十翼”）的著作年代问题上，与疑古过勇的李镜池先生认定其“上溯战国末，下至西汉中叶”（第13页）[10]相异，高亨先生曾言：“《易传》七种大都作于战国时代。”（第6页）[11]张岱年先生亦说：“《易大传》的基本部分是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的著作。”[12]刘大钧先生则认为：“《易大传》的基本部分是战国初期至战国中期写成。”（第24页）[13]，笔者则认为，《易传》在春秋时期已经孕育，但其大量而系统地问世，却当发生在战国中期之后。诸篇当先后问世于战国中后期而最终编定于西汉宣帝年间（编定是对已成者的编辑，而非撰作）。[14]《易传》的《象传》、《文言传》、《系辞传》皆提及过数字式爻题。例如，《坤》六二爻《象传》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丰》六五爻《象传》称：“六五之吉，有庆也。”《乾·文言传》称：“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系辞上传》称：“‘初六：藉用白茅，无咎。’……”依常理，诠释者所诠释的文本文字，应为被诠释的文本所原有，而不是为诠释者所增加。据此，我们认为，与其说数字式爻题为《易传》作者所添加，不如说在《易传》诸篇问世时、乃至其前，这种爻题已确立。因而，数字式爻题以及通行本《周易》古经六十四卦展现方式确立的时代，可进一步断定为战国中期乃至其前。而无论是楚竹书《周易》，还是帛书《周易》、汉简《周易》，其数字式爻题皆相承自战国中期乃至其前业已确立的数字式爻题。楚竹书《周易》又是其中对数字式爻题早已确立的今所见最早的文献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