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在经过孔子改造之后所形成的中庸思想框架里的中道和执两用中，重点也就不在于思维方法，而在于道德伦理的体制和修养方法了。因此《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程颐一语道破：“中即道也。”执中居然成了守中道、守礼制。在此变化的过程中，思维方法也就逐渐僵化了，从哲学方法向儒教信条的方向蜕化，也就逐渐丧失了活力。这是孔子成功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以致到了末世的儒学大师朱熹手里，道统就成了“唯理是从”的死教条了。朱熹说：“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无所忌惮也。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朱熹：《中庸章句集注》）中即理也，孔子的守“礼”，已经被泛化为守“平常之理”，执中也就被诠释成了守“理”，遵守教条死理。中华哲学的活的灵魂也就灭失得一干二净了。曾经有过积极作用的儒家思想，从此也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了“以理杀人”，阻碍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腐儒，而终被五四开始的革命运动的大浪所淘汰。[Page]
　　对此种趋势，老子早就不买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它的弊端。
　　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义，失义而後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其大意是：上乘的德不依据世俗的所谓德，依此而有了真正的德。下乘的德不失却世俗的所谓德，依此就没有了真正的德。上乘的德依从无为的法则，因而没有什么是它不能做的。上乘的仁做了也没有什么作用。上乘的义做了尚有些作用。上乘的礼做了但民众不肯响应，只好揎袖出臂强牵引之迫民众就范。所以人君失却了道尔后以义为治，失却了德尔后以仁为治，失却了仁尔后以义为治，失却了义尔后以礼为治。因而礼是忠信的微薄，动乱的始端。自以为能先知的，是抓住了道的光芒，而这正是愚笨的始源。因此大丈夫应当居于道的厚实之处，而不居于它的微薄之处；居于道的敦实之处，而不居于它的光环之中。所以去掉那个而取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