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讲天命，周朝讲德治，讲“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伦理上讲德行。于是世俗的德的观念就由“德治”的统治思想而派生。因此老子才说：上乘的德不依据世俗的所谓德，依此而有了真正的德。而认为“孔德之容，唯道是从”（老子二十一章），即深通之“德”的法度，是只要有“道”就服从它。而不是服从德治的思想。老子的德，是从无名状态得到的局部规律，而不是伦理道德所指的的德性。老子对当时盛行的借助于仁、义、礼的各种统治理论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抓住了枝末而没有抓住根本。管理的根本在于无为而无不为，遵循规律来治理。
　　因而老子说得很清楚：“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一阴一阳才成其为道。偏执一端就远离道了。阴阳是两端，“冲气以为和”才是用其中。唯有“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执中才是成事的正道，这才是真正的“中道”。正因为执中才能在阴阳两端的相互激荡中得到整体的和谐，于是回归到了中华文明古老传统的“执两用中”的思维方法上来了。而不是深陷于它的支末——遵守礼制的所谓“中庸”思想中而不能自拔。
　　总之，中庸思想是对中华传统执中思想的修正。中庸思想让传统的执中思想的哲理和方法退居二线，如孔子所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章句》），明白地说是“用其中于民”，而不是民众自己“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主语变了，由圣人代替了民众，圣人来思考，来“允执其中”，而后用在民众身上，民众只需紧随其后，服从“从众效应”就可以了。也就是让民众“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中庸章句》）。用圣人所认定的“中道”来让民众信守之。对于中庸思想，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让这些正道和定理不偏地得到遵守，并且“不易之谓庸”，信守而决不改变。庸，也平常之谊，使之成为平常的状态。中庸思想的核心，就是道德伦理教化的普及。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执中思想了。